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第726期 作者：太阳集团李友梅

 

在新的全球化历史阶段，全球城市不仅是大型组织之间协作网络的核心节点，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之间协同合作的枢纽，而善于通过全球网络调配资源、善于塑造认同力量的全球城市则会面临更大的机遇；人们将会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提出全球城市与全球科创中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的新课题。

我们已经发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不断提升和新信息技术的运用快速推进，传统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逐步让位于大型跨国公司集聚的全球城市间的竞争；而随着网络社会成为人们运用新规则和新机制的理想场所，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历史进程说明，经济、科技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作为全球城市形成的传统动因，正由于网络社会的崛起而趋于分化。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能不重视全球城市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动力。

学界研究转向聚焦社会文化支持

全球城市是一种"合体"，涉及若干中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类中心，而这类中心必然会与世界性的一流学府和全球性的新兴产业有紧密的依赖关系。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经济、科技与政治效能的评价指标，而更多地聚焦于其"社会文化土壤"的支撑作用。Saxenian（1994）在探讨硅谷的科技创新优势时，就曾指出，硅谷的成功不单纯依赖技术集聚和资本效应，同时也依赖其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支持；只有当生产和技术研发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网络时，专业化才能转变为灵感来源与创新源泉。Michael（1997）提出，惯例、习俗与社会关系是全球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要素。Hall（1998）认为，全球城市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持作用更为重要。但关于全球城市和全球科创中心的"社会文化土壤"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高度碎片化的，其主要原因看来是缺乏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此类问题缘由的理论框架。

上海作为我国的特大城市，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并部署了"四个中心"的建设任务。今天，正在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鉴于对全球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的判断，开始研究并策划如何使自己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全球城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很显然，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从硅谷、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科创中心的实践来看，它们不仅是创新产业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市场，也是支持科学创新的资源整合与配置枢纽，更重要的是在它们那里科技创新意识已经内化成为社会集体的文化自觉。全球科创中心有"外源型—混合型—内生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这种内化为社会集体文化自觉的科技创新意识是"内生型"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有一定业态和影响的科创中心均处于"外源型—混合型"的初期发展阶段，上海的经济、贸易、航运和金融这四个中心的建设虽然具有了相当的国际性，并且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推动下有了更新的进展。但上海要成为未来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比如，上海要改变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与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不衔接的"两张皮"的问题，而形成这种衔接的机制，需要兼顾竞争与协同的社会文化、跨界接触的社会交往体系以及紧密合作的社会团结机制等；上海不仅要超于传统模式，在科技创新、产业调整、人才引进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为全球科创中心的起步建设提供有利条件，而且要以更新的思维方式，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条件下快速而有效地进入"内生型"的发展阶段提供有利条件。这些艰巨工作其实都涉及全球科创中心的软环境建设。

全球科创中心发展呈现综合性特征

当前，学术界关于全球科创中心软环境建设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全球城市以及与其相关的不同中心，它们的社会文化支持问题是不可以笼统地加以研究的。现实中，全球城市的每个"中心"需要的社会文化支持是不尽相同的。比如，金融中心更强调基于信任的社会文化和基于开放、互惠的社会网络支持；政治中心更强调公民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体系的支持；消费中心则强调后现代消费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营造。对于全球科创中心而言，除了能够吸纳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支持产业的高端人群，还需要鼓励和保障创新行为的社会规范体系，开放和高效的研发资源整合机制，以及高校与研发机构之间、研发机构与金融平台之间、研发者相互间的资源整合体系。但这些支撑条件并非由经济与技术体系带来，而是基于相应的社会文化土壤。比如，高端人力资源结构的形成，需要高度依赖一个"宜居"的社会环境，包括便利高效的生活服务系统、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安全有序的法治社会保障等。不仅如此，不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土壤也会有所不同。Hall和Soskice（2001）指出，以硅谷为代表的急进型技术创新体系要求社会形成相应的自由生产体制，强调自由劳动力市场、通适性强的通用人才培训体系与研发体系，企业间以自由竞争为由不受社会契约限制开展博弈。以日本为代表的累积型技术创新体系则要求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长期或终身雇佣体制，强调以企业间非市场性的社会交换网络为依托，形成企业间长期合作机制。总之，全球科创中心所需的社会文化条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征。从目前的情况看，上海在这两种技术创新系统方面都未形成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比如，行业协会、商会等非市场治理的社会主体发育不足；劳资间的稳定性利益协商机制缺失；支持技术创新的合作性企业网络还未形成。

上述分析所涉及的多半还是传统模式下的全球科创中心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条件。当下互联网的实际功能使人们可以想象：在新的全球化历史阶段，全球城市不仅是大型组织之间协作网络的核心节点，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之间协同合作的枢纽，并形成"众包"和"众筹"等新型组织方式；创意、资金、技术高度分化，基于大数据之上的多方对接平台将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持部分；诸如此类的变化很可能给全球城市带来新的动力机制，那些仅注重总部经济吸纳效应的全球城市将会遇到新的挑战，而善于通过全球网络调配资源、善于塑造认同力量的全球城市则会面临更大的机遇；人们将会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提出全球城市与全球科创中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的新课题等。但可以说，在这些想象中人们还能找到传统模式的影响。